上海到玉树专线“共识”一词最近很流行，亚洲共识、博鳌共识、改革共识频见报端。温家宝总理关于银行获利太容易，因少数几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的讲话，又在媒体形成了“破垄断成共识”的话语。中国社会的“共识”要从精英口中发出？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。实际上，改革的共识早就有了，对垄断和权贵的抨击至少10年前就已产生，有共识无行动才是今天问题的要害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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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在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框架中，让垄断和权贵再飞一会儿，是共识产生不了实际行动的根本原因。自改革开放以来，右派精英在中国政治经济中占了上风，他们打着市场化改革的旗号却由此形成核心产业垄断、权力资源世袭的格局，中国社会产生不少这种特权 上海到玉树专线阶层的符号化人物。作为典型的双重利益既得者，他们的“平民道德档案论”、“攀比不幸福论”、“要公平是臭不要脸论”极具象征性。在摸石头上瘾、已不想过河的特权阶层眼里，只见市场经济，不见社会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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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更有甚者，讨论社会主义都成为一种敏感事件，我在2011年年初岁尾发表的两篇呼吁回归社会主义的博客被新浪“和谐”了，这个遭遇让我想起胡适1919年7月在《每周评论》撰写的文章“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”，那个时代谈主义有掉脑袋的危险。今天的中国社会开明了许多，不可 上海到玉树专线与1919年大变革时代相比，但有一个共性，研究了太多民生的实际问题，执行的结果却事与愿违。“以人为本”的和谐社会目标，变成了少数特权阶层获益的现实。“大凡一个主义，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”，我们过多地注重了实用，而丢掉了理想（价值观）。这个时候谈主义显然是既得利益者不愿看到的，担心一旦主义靠左行一点，自己手中的“鸭子”飞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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